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家都很穷，缺东少西的情况常有，邻里乡亲之间，彼此互通有无，今天你到我家借，明天我到你家借，借的是信任和互助。每借一次东西，都是解决一次燃眉之急，过一个生活的坎。日子，就这样一个坎一个坎地往前过。然而，求人借东西总不是件很光彩的事，特别是借些不很贵重的日常用品和食物，大人们更觉得没面子，因此，这副重担一般落在小孩身上。那时，我才十来岁，正是做这事的最佳人选。这个年龄开始懂得父母的难处，更领会要吃要喝的重要，也就不会计较什么尊严了。家家都是小孩出面做这事，更是习以为常，理直气壮了。于是乎，我作为家里的长子，义不容辞地担此重任，成为家庭的对外使者。这差事让我干到上初二，才移交给我家二弟。
在我的任期中，是全中国刚刚度过三年困难时期，和紧随而来的文革初期。第一次出行是借米，那年刚满七岁。那次还算顺利，因为借主是隔壁的堂婶。她看到我大大的脑袋，圆圆的眼睛，怯生生地望着她，怀里抱着的米筒比我的身子还粗，小小年纪能够替父母做事了，她觉得很稀奇滑稽，也很高兴。堂婶看着我期盼的眼睛，拍着手仰起脖子，哈哈大笑，脸满的皱纹像一池春水荡开的涟漪，顿时生动起来。那爽朗的笑声，永远是那么温暖。她放下手上的扫把，忙不迭地从我怀里拽过米筒，满满地量了一升米，又塞进我的怀里，反复叮嘱我千万不要摔倒。然后回过头去，对她男人大声通报：“隔壁的伢崽会借米啰！”“啰”的声音拖得很长。我成功地抱着米回到家里，趴在桌边，对着那升米，像供奉神一样，足足欣赏了10分钟。那天，也是我第一次做饭，也许是因为用自己借来的米做的饭，我觉得这是一生中吃到过最好吃的饭。父母从地里劳动回来，第一次吃到我做的饭，也不停地说：“今天的饭最好吃。”为此，我高兴得一辈子都忘不了。
借米是当时最常见的，也是最难借的。因为，那年头过日子，最需要的是大米，最紧缺的也是大米。于是，出门前要想想哪户人家可能有米借，揣摩那户人家平时与父母关系好，关系好的人家，他会千方百计帮助你。如果遇上别人家里没米借，或者有米不愿借，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还要学会察言观色，随机应变，灵活进退。如见对方爽快大方，你就开口多借一点。如果人家吞吞吐吐，欲言又止，你就得见机行事，说去别处看看，知难而退，避免尴尬。
每次借米不能多借，也借不到多的，因为大家都很穷。运气好，一次能借到一餐的量，一般是一升。我家人口多，一餐至少要一升米。运气不好，要借两三户人家，才能凑成一升米。这量米的器具是用竹子做的米筒，大的叫升子，一升大概两斤米。中号的叫半升筒，约载一斤米。小号的叫碗米筒，可盛半斤米。乡亲们就用这些升子、碗米筒，互借互还。用哪家的米筒借，就用哪家的米筒还，这是规矩，因为各家的米筒是自己做的，大小有异。正因如此，还米的时候便有了许多讲究。每次还米之前，母亲都会问：“上次你借米时用的是哪个米筒？筒口的米有没有满？米是平的还是堆起来的？”我便如实地告诉母亲。母亲就根据我提供的情况，稍加一点量。如果没满的就加满，如果是平的就加高一点，如果是堆着的，就堆得更高一点。母亲还会一边加米一边说：“别人帮了你，你得还情，不能亏待别人！”知恩图报的道理应该就是从这时候开始领会的。
但是，有一次，我很气愤。袁婶家的小梅到我家借米，我是给堆起来的，她来还米的时候，却是平的。还发现不是上次的升子，借米用的是旧米筒，还米用的是新米筒，好像又小一些。等她走后，我用自家的升子重新量了一下，却少了许多。父母回来后，我非常愤怒地数落了一通。我原以为母亲会站在我一边，共同声讨袁婶和小梅。谁知道母亲笑了笑，冷静而温和地说：“傻孩子，少不了一两米，没关系的。多一两米吃不饱，少一两米饿不死。做人各尽各的心。”父亲也在背后插话：“你袁婶一辈子都这样，也不见她发了财。”也许，这是我第一次朦朦胧胧知会了什么叫宽容和大度。后来，我还听别的孩子说，小梅借他家的早稻米，还他家的晚稻米。因为早稻米胀饭多。
其实，像袁婶这样的人也极少。一般都是借少还多，以示还情。俗话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乡亲们也就在你借我还的过程中，彼此信任，越借越亲，越借越和气。也许，这就是危难中酿出来的浓浓乡情。乡亲们也正是在这浓浓的乡情中，帮扶着艰难地生存着。
米，还是一餐一餐地借，日子，还是一餐一餐地过，农家的孩子就像石板底下的种子，顽强地发着芽。十岁那年，我觉得长大了，事情也得干大一点。于是，我与母亲商量，决定去十里路外的舅舅家里借米，多借一些。早上去的时候，十里路并不难，两手空空，走得很轻松，一路还吹着口哨。到了舅舅家，讲明来意，舅舅舅妈很高兴，都夸外甥长大了，能帮姐姐当家理事了。舅妈做了香喷喷的饭给我吃。我一口气吃了四大碗，很久没有这么痛快过。吃罢饭，舅舅按我的要求准备了二十斤米，拿两个布袋子装好，用扁担挑着，放到我肩上，试了试。舅舅问：“挑得起吗？”我扭了扭肩膀，移了移扁担，反复体会体会，感觉很轻松，很有信心地回答：“没问题，老轻松。”
满心喜悦、兴高采烈地挑着二十斤大米，挑着全家人的口粮，挑着全家人的信任，挑着弟弟们的期盼，心里怀着第一次办大事的抱负，脚下生风，倍感快活。在弯弯曲曲的田埂上，脚板拍着小路吧嗒吧嗒的响，扁担压着肩膀咯吱咯吱的唱，不经意间走完了两里多小路。到了马路上，突然觉得肩膀有点痛，光光的脚板在沙石上行走特别难受。再坚持走了一里路，开始觉得走不动了，便把担子放下，大口大口地喘气。看着太阳照耀下的马路，白晃晃的，是那样的长。想想前方还有六、七里路，心里有点打哆嗦。这时，后悔先前不该借这么多米，如果只借十斤，也许会轻松许多。接着又怪这路太远，如果只有五里路就好，再坚持一下就到了。无奈，望着这茫茫然不见尽头的马路，看着这白花花的二十斤大米，几乎失去了信心，不敢相信今天还能够挑着二十斤大米回到家里。失望中重重地吸了几口气，重新挑起担子。可是，扁担不能保持平衡了，两个肩膀一边高一边低，背也开始驼了。我龇牙咧嘴地摇摇晃晃地往前走。肩膀越来越痛，痛得无法忍受。走了不到一百米，放下担子，瘫坐在地上，看看两个脚板磨出了许多水泡，再站起来，脚有点不敢着地了。这才发现满头大汗，全身湿透，肩膀也磨破了皮，正渗着血。我把唯一的褂子脱下，绞在一起，塞到腰间的裤头里，光着膀子，艰难地把二十斤米挪到肩上。此时，仿佛觉得这二十斤米有千斤重，脚好像踩在炭火上，每走一步都困难。心里又急又怕：今天怎么办？但心里又想，不管怎么样，只有往前走，才能回到家。又走了大约五十米，无奈地坐在地上，垂头丧气，眼前一片茫然。突然，看到路边的柳树，灵机一动，把柳条折下来，做了简易的编织，然后把米袋放在柳条上，拽着柳条拖着走。大概走了五十米，柳条散了，米袋也差点磨破了。这一尝试的失败，让我顿时崩溃了。怎么办？别无选择，只有前行！于是，喘喘气，擦擦汗，用嘴吹吹脚上的水泡，咬咬牙，挑起担子，再走三十米、二十米、十米、五米，歇下，最后倒在地上。可能因为出汗太多，又没有水补充，脱水了，便晕了过去。倒在地上，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等我醒来时，发现一位四十来岁的大娘，蹲在我身边，打着伞为我遮着太阳。我瞪大眼睛看着这位陌生人，第一反应是找米。她会意地指指我的屁股，原来我坐在米袋上。这位大娘用手给我擦去了额头上的汗水，问：“多大了？”“十岁。”“才十岁？你娘是后妈？”我惊异地望着她，重重地摇了摇头。大娘问我还可以走吗，我勉强地点点头。大娘帮我挑上大米，我跟在她后面，轻松地尾随着。望着她的背影，看上去是那样的飘然，异想天开地想起了故事中的神仙，于是，我突然觉得获得了重生。故事中许多人都是在最危难的时候遇上了神仙，得以解救。我眼前的这位大娘应该就是神仙。我至今都相信，她肯定就是神仙！
“神仙”帮我挑着大米走了四五里路，到了小镇的街口，她说要去街上，不能送我了。我望着“神仙”飘然而去的背影，流下了感激的泪水。街口离我家还有两三里路，还得继续前行。经过短暂的休整，体力有些恢复，路，离家越来越近了，信心也越来越足。重新挑上米袋，一口气走了里把路。剩下的路程只歇息了三次，终于把米挑回了家。
弟弟们围着米袋欢呼雀跃，母亲看到我渗血的肩膀和磨破的脚板，一把将我楼进怀里，泣不成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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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原武冈市政协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