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前，我住进了新买的房子。一百六十五个平方，花了几十万。那夜，我高兴得在地上打滚，激动得流了眼泪。那是在庆祝，那是在自豪。可是，妻却不以物喜，不以物悲，冷静得像位哲学家，给我当头一瓢凉水，说：“几十岁了，快退休了，工作了三十多年，买了套房子，还高兴成这个样子。别忘了，还借了账呢，看你准备什么时候还啦！”妻的话让我很扫兴，但说得很在理。我是有点太沉不住气了，太浮躁了。仔细想想，人家有钱人，修大院，买别墅，有的房子上百套，就是才工作三五年的年轻人，都买上了新房，我凭什么这么兴奋呢？于是，我很老实地从地上爬起来，一边与妻回忆我们曾经居住过的房子，一边与她感慨过去的往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刚参加工作，妻在邻县的人民医院上班。我们结婚时两地分居，她住集体宿舍，我住单身房。这些房子都是不要花钱的。有了孩子后，她单位才分配了一间十几个平方的房子。而且是搭建在正屋旁边的半边房，很矮，无窗，阴暗，潮湿，闷热，不透风。她带着孩子在这里受了两年苦。后来，她调离了这里，与我在同一个单位工作，一家三口住在我那十个平方的单身房，同事们戏称“鸽子笼”。不管刮风下雨，还是烈日暴晒，都在走廊上做饭炒菜，常常必须带着斗笠或是打着伞。在这里又住了两年。这是我们平生住得最窄的房子，但好像也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候，因为那时解决夫妻分居的困难是很不容易的事。

    90年代初，我带着妻子和女儿，下海深圳，两年中，租住了五处房子，还曾经短时间内寄人篱下，在同事的客厅打过地铺。其中，最窘迫的时候，是两家人同租一套房。一室一厅，他们两口子住房，我家三口住厅。厅内靠墙处，拉一布帘，成一通道。人过时，风卷帘飘，睡在床上的人，原形毕露。回来之后，随着社会的变化，房子越住越宽。由十多个平方，到三十多，四十多，六十多，到后来的集资房一百四十个平方。到现在终于住上了一百六十多平方。

    房子越住越大，人越活越老，身上的血汗越榨越干。每换一次房，表面上是一次生活质量的飞跃，仔细想来，是在身后留下一个带血的脚印，需要脸色苍白地往前走好一阵子，血印才能渐渐淡去。哪怕是先前单位提供的住房，虽然只要租金，但也要评分竞争，每换一次房，也是同事与同事之间的一次较量，甚至还伤感情，心也很累。与妻如此这般感慨之后，突然悲从中来。想这人生在世究竟缘何而活，缘何而争。二十年前，我家住的是两房一厅，房分大小，年幼的女儿争着要住大房。我们哄她说：“等你大了也住大房。以后我们家的房子和所有的家产都是你的。”女儿有点不懂，歪着脑袋问：“是真的吗？”我很确切地说：“肯定是真的。”她又问：“那要多久？”......现在看来，不会太久了，因为我们快六十了。——心酸吗？

    现在，我们两位老人守着这一百多个平方的房子，有时也感到空空荡荡，有点冷清寂寞。好想要女儿带着外孙，常来家里住“大房”，重温当年的那份童趣。在兑现当年的承诺之前，有更多的时间共享天伦之乐。这好像有些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伤感。其实，还没有到风烛残年，争分夺秒的时候。只是这人的心情总是觉得，有了这样便缺那样，很难有完美的时候。

    也许，宽大的居所未必能承载无边的心，常常企图远离自己住腻了的地方，去别人住腻了的地方看看。于是，今年七月去了西安和太原。在半坡遗址，凭借窖穴、石器和陶罐，看到了远古时代半坡村的先民们挖坑垒土所筑的茅草屋，是如此的简陋而实用；在大明宫遗址，通过残垣短墙，看到了盛唐时代皇宫贵族们八尺之躯的容身之所，竟然是北京紫禁城的四倍，是何等的气派和奢华；在乔家大院，凭着那依然如故的城堡式建筑群，看到了以乔致庸为核心的乔氏家族一代富商宅院中的三百一十三间房屋，是何等的富有与鼎盛；在平遥古城，单凭那高高的城墙和古色古香的街道铺面，看到了晚清时代中国的金融中心、“古代中国华尔街”，是何等的繁华和壮观。看过之后，我把这些地方总结为穷人、富人和贵人（官人）的故居。也许他们曾经在此住腻了，所以早已离去。乔家大院的富人和大明宫的贵人都已灰飞烟灭，只有六千年前的穷人在半坡遗址还留下许多尸骨。面对这些穷人也好，或是富人贵人也罢，我们这些后人，怎不浮想联翩——其实，无论是穷人、富人，还是皇宫里的九五之尊，都是过客；不管是地窖茅屋，还是宫廷大院，都是这些过客们在红尘的借居之所。我们又何尝不是？看清楚了，想透彻了，生有安身之所，死有葬身之地，就足矣。

                                              （作者系邵阳市作者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