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5月15日，时任黄埔军校武冈分校教育处主任的刘公武先生经该校主任李明灏将军推荐，奉湖南省省府指令, 来到武冈，当上了武冈现代史上最艰难时期的最艰难的县长。

      能不艰难？1937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的铁蹄践踏着我国的大好河山，中原沦陷，武汉失守，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1939年，时任黄埔军校第二分校政治部主任的刘公武先生，协助军校主任李明灏将军一起，为了培养抗日骨干，将刚从南洋、福建，武汉等地招收的2000多名学员，从武汉迁入湖南，随后徒步从湘潭迁到邵阳，再迁到武冈。新来乍到，没有营房，全校师生只好暂时借住在祠堂，会馆里，居住十分分散，城内许家祠堂，张家花园住着军校的学员，城南郊区许家大湾、五里牌、东山李家住着学员，离城二十里远的石羊桥也住着学员，甚至连离武冈城六十里的高沙镇，离武冈城近百里的石门、石下江都住着军校的学员。居住分散，加之学员来自五湖四海，思想状况不一，管理相当复杂。作为学校政治部主任的公武先生，肩上的担子之沉重可想而知。更何况，当时的武冈县，张云卿等大大小小的土匪在乡下横行霸道，渔肉民众，老百姓苦不堪言，生活十分困苦，地方管理也比较混乱，虽然经过前任县长林拔萃先生的致力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因林先生是本地石下江（今属洞口县）人，且还只担任过四个月的县长，短暂的任期，不可能处理好所有的积案。终因积重难返而危机重重。别的不说，就连官仓里存有多少稻谷，竟然连一个比较准确的数据都拿不出来。遑论其他？

      面对艰难，公武先生没有知难而退，也没有敷衍塞责，而是以他的大智大勇走马上任了。

      1939年5月15日上午，刘公武先生与林拔萃先生进行交接并礼送拔萃先生后，即启印视事，正式承担起武冈县长的重任。出生于华容县的刘公武先生，曾应华侨领袖陈嘉庚之邀，当过南洋华侨中学校长，后又在冯玉祥将军麾下，担任过抗日救国同盟军总部秘书兼干校政治总教官，深谙如何“将人”和“将兵”道理，吏治的好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领导能力的好坏。于是，他走出第一步，经过甄别，将县府大部分吏员进行留用，不搞一朝天子一朝臣，稳定了县府工作班子成员的思想情绪。然后，他深入基层，走访，巡视，调查，研究，取得了第一手资料，亲笔写成了包括民政、财政、建设、教育、保安、兵役等方面六千字的施政报告，多方努力，民情终稍安。但刘公武先生却并没有感到丝毫的轻松，他深知，多年来，武冈匪患严重，盘据在武冈边远地区，关羊抢劫，设卡横行，要想搞好社会治安，就必须清除匪患。在省府接任武冈县长之职以后，他就拟定了清除匪患的计划，独自一人闯进了武冈著名大土匪张云卿的虎穴，对着一脸横肉的张匪侃侃而谈，晓以大义，劝他弃暗投明，走向抗日战场。刘公武先生知道他匪心不死，到县后，刘公武先生立即与黄埔军校第二分校主任李明灏将军商量，将军校部分学员带至石下江，在张匪老巢炮洞一带兵分三路，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意在警告张匪，若继续为匪，必将严惩不贷。就这样，软硬兼施，恩威并行，逼张就范，张匪出于无奈，终于率部离县，接受政府改编。对于小股土匪，刘公武先生以县府名义宣布，凡带枪投降者，枪支一律由政府作价收购，政府发给良民证，准其回家生产，政府保障其人身安全。仅于斯，公武先生功不没矣。

      在武冈，公武先生坚持正义，实行抗战。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公然在南京粉墨登场，自任伪行政院院长兼伪国府主席，消息传到武冈，群情激愤。4月10日，武冈军民二万余人，在皇城坪集会，举行盛大“讨汪除奸，反对伪组织”大会，刘公武先生与军校政治部主任沈清尘共同主持大会。大会在向抗日阵亡将士默哀三分钟后，由沈致词，历数汪清卫从“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慷慨革命者，堕落成了国人皆曰可杀的汉奸卖国贼的要耻历程，号召加强抗敌力量，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沈发言后，各界人士高呼口号，慷慨激昂，然后手持汪清卫夫妇跪象，列队游行，一路口号歌声。会后，又通电全国，以伸张正义。

      对于民生民事，刘公武先生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武冈云山胜力寺，为千古名刹，历史上曾屡建屡毁，田地庙产，经常与周边村乡发生纠纷，争论不已。1940年冬，刘公武先生即以县长名义，发布公告，予以保护，并责令刻石。如今，七十年过去，那两米多高的碑石依然存在。碑上大部分字迹虽然模糊，但有几行字还清晰可辨，“查该寺既为县有名山胜迹，古刹应予严加保护，准免提捐，仰即知照。”游客每至，诵读碑文，敬仰之情，油然而生。

      遗憾的是，这一块碑石刚立起来，公武先生即奉调离职，重返军界担任西南游击训练班任政治部主任，离开了武冈。

      治理武冈，不仅刘公武先生倾注了自己的全副精力，而且难能可贵的是，刘公武先生的夫人也同样协助丈夫，倾全力于一贯。打开七十年前出版的《战斗日报》，一段质朴的文字扑面而来，标题是“儿童健康比赛，给奖盛况，由刘县长夫人蒞场给奖。”而获得第一名的儿童得到的奖品是“照相券一张，草帽一顶，小口壶一个，玻璃杯两个。”在今天看来，这样规格的奖品简直是微不足道，但在七十年前，由一位县长夫人来亲自折腰颁奖，却是何等的稀奇，何等的可贵呵。

      滴水映日，由此可见，刘公武先生夫妇，对于武冈这方山水，是倾注了他深深的心血，对于武冈的民众百姓，是怀有深深地爱意。几十年来，他一直关注着武冈的发展与建设，他与在武冈担任过教官的刘冠士先生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八十年代，他还亲自撰写了一副对联，装裱后赠给了冠士先生，以通过冠士先生经常了解武冈的建设情况。也正是这样，以至四十多年后，刘公武先生不忘旧情，不顾八十高龄，再次登上云山，一酬夙愿。也就是在这次登山中，刘公武先生以极其关心的口吻，向武冈县委县政府领导建议：要保护好云山，要开发好云山，要成立云山保护管理机构，要选拔年轻的，有一定文史专业知识的人进入保护机构。也就是在他老人家的这一建议之下，有人推举了我，当即得到了他老人家的赞赏（这是后来很久我才知道的）。后来，按照刘公武先生的这一建议，武冈成立了云山自然保护开发机构，但因为种种原因，我没有去。但公武先生对我的知遇之恩，我是铭刻在心的。公武先生对武冈的关怀之情，我想，每一个武冈人，都是永久永久不会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