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冈城东北的云台岭上的泗洲塔（俗称花塔），建成于宋代元丰元年（1078年），以斜而不倒驰名于世。她早于意大利比萨斜塔百余年，在中国众多倾斜的佛塔、文峰塔群中，是五座正宗砖砌斜塔之一，省内唯一。

      九百多年来，花塔（武冈人对泗州塔的昵称），以其高雅而素洁的面容，娴静而妙曼的身姿根植在代代武冈人的心中，无论守在本土，还是云游天涯，武冈人总是用心拥抱着她，然而，1970年无知愚昧的炸药将她轰为齑粉，武冈人的心坎，被硬生生地割下了一记疼痛……十多年里只得把她尘封在记忆的深层，悄声呼唤。

      幼时的我跟随兄姐们游塔，好奇的只是老祖母一再讲述的兄妹修塔比赛故事的神奇，以及登高望远的惊喜。1962年冬，外出求学的我第一次回乡度寒假，车近武冈城，遥见梦魂萦系的云山与花塔，同车的都梁学子们禁不住一齐欢呼起来。自然，同学相邀再次游塔。当我第一次用土木系学生的眼光围绕花塔巡视两周后，在某一特定点，突然发现总是倾斜的塔身有一塔身线是垂直的，而与其相对的另一侧塔身线则“斜”得最厉害。我有如醍醐灌顶，霎时顿悟：形成圆锥台塔身的几何母线是变角度旋转的：从零度逐渐加大至六点二二度（据《武冈文物志》所载），再从六点二二度逐渐减少，直至零度。原来花塔竟是先辈们执着既定的理念，凭着高超的智慧，以有序的变化创造的楚南的绝无仅有。可以大胆地说，花塔是刻意倾斜建造的惊世骇俗的作品，而不是迫于外界条件偶尔形成的无可奈何的产物。 我不禁高呼：伟哉，炎黄之智，壮哉，都梁之巧！

      塔旁竖一高约七十公分的圆顶石碑，记刻了建塔的起陋就简效应与时间，未曾抄录，记得大意是当年武冈域内连年灾害，于是建塔以镇妖，建成后果然风调雨顺，景象太平。我朦胧记得塔身向东北方向倾斜而背离西南方向，是否建塔有意正对后天八卦图中的“生门”，远离“死门”，迎着生而活之“艮”向挺进？我依稀觉得花塔与后建的东塔南塔各据高地，连成一条直线，似乎补全了域内风水格局，带来武冈近千年起起伏伏的王气与繁华，这，是否就是建塔者的希冀与期望？

      花塔平面呈八边形，七层，全高三十点五米，底面积四十二平方米，外接圆直径应为八米。 异于寻常砖塔，花塔底层为空厅，无柱，无梯，穹顶，抹白灰的内壁与顶棚上有彩绘， 花鸟虫鱼，菩萨人物依然可辨。此处是否欲（或曾）为礼佛之所？联想二层塔心砖柱与塔壁之间筑有通道可盘旋而上，可否理解其初衷旨在给人以启迪：唯有苦其心志者，方可“更上一层楼，”再通过艰难攀登便可到达光明顶点，更近距离承接天之灵气，风之灵动，启发顶天立地之情怀。

      塔心柱落地，是砖塔通常构造方式，如是，塔身稳定坚固的整体性能不言而喻。然花塔的塔心柱却是支承在二层的券拱上。宋代尚无现代高性能建筑材料，此拱只可能是石拱，而且应该是半球拱，才能不对拱脚产生推力的前提下有效地将上部的负荷传至一层塔壁乃至塔基。如此决策，说明宋时工匠们不仅对数学，物理学，力学，材料学等有精到的把握与造诣， 而且对自己的建造技能有着华夏民族式的充分自信与倔强，充分体现了武冈人的秉性。《邵阳建筑志》载：“泗州塔的结构具有明显的宋代风格，塔正心砌砖柱，柱与塔壁间有盘旋通道，各层门窗洞为半圆拱券砌，塔身采用弧形，菱形，三角形，正方形等青砖组砌。每层飞檐砖制仿木斗，塔顶三个铸铜宝珠接成塔刹………”又载：“由于自然条件历史环境的影响，武冈建筑必然地随其而发展。武冈多河流，桥梁建筑样式繁多，武冈多森林，木材自古就成为主要建筑材料 ，武冈多王侯宫殿，寺庙，衙署建筑堆金迭彩， 构成了武冈建筑史上一篇篇灿烂篇章。”这一方水土委实人杰地灵，婀娜多彩。

      心志高，技艺巧，贯穿在武冈人的脉络。随着改革开放之势强劲，珍重民族传统文化之势渐成，人们心中再次萌动着花塔重生之念。可坚信，武冈人对于自己土地上的悠久文明有着承之志，传之力，定能再造辉煌，树立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