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基层民主的动力源泉

市委讲师团  邓  政

协商民主制度是中共十八大报告首次以文件的形式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它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新变化。协商民主是执政党与各民主党派、社会各界、社会团体，以及社会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通过平等对话、协商讨论等方式，形成理性共识，做出符合公共利益的合法决策。协商民主是作为国家制度的民主政治结构内的一种具体的民主形式，它既体现在党际关系之中，也是国家政权机关的一种决策方式，更是促进公共参与、化解社会冲突、释放社会压力的治理重要形式。

一、协商民主：基层民主的理论动力

（一）西方协商民主思想的借鉴吸收

协商民主在西方被称为审议性民主、商议性民主、商谈民主被认为是 20 世纪后期在西方兴起的一种新的民主理论范式。协商民主借鉴了西方民主思想，向自由主义、共和主义和精英多元主义理论提出挑战，是人类由主体性思维向主体间性思维转变的实践和认识发展的产物，是人类探索与实践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升华。然而，长期以来不同领域的学者对协商民主的探讨与研究从未停止过，但是大部分的研究者已经认识到了协商民主的重要性，认可协商民主在基层民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顾名思义，协商民主就是公民通过自由而平等的对话、讨论、审议等方式，参与公共决策和政治生活。其中，包容性、理性和合法性是构成理想的协商民主的三个重要要素，多元性、包容性、程序性、公共性、共识性是理想协商民主的核心特征和价值追求。近年来，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不断加深，西方自由、民主、人权、法治思想等思想不断交融，民主则为现代性提供了精神与制度的价值与意义，这股社会思潮则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相契合，遵循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规律，适应当前中国的发展国情，因此，合理地借鉴和吸收西方协商民主理论，有利于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有利于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在复杂的世界格局中保持自身特色、开辟发展前景。

（二）党内协商民主思想的科学定位

中国民主理论基础深厚，内涵丰富，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党内民主思想不断深化。2006 年 2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这次会议首次承认“重大决策前的公开讨论、协商”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与此同时，党的十八大报告第一次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概念，并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要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积极开展基层民主协商。”我国基层协商民主创新在实践中理论基础不断地完善，得到了充分的肯定，为基层民主协商实践指明了方向，更为重要的是，基层协商民主实践有更加深厚的群众基础，得到了更加广泛地认可，必将推动基层协商民主的进一步发展。

二、协商民主：基层民主的诉求动力

协商民主符合当前我国的基本国情，顺应当前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为基层政府执政指明了新的工作方式。当前我国基层政府仍然面临纷繁复杂的矛盾与问题，为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长治久安，促进社会全面发展，基层民主协商制度的重要性显得尤为突出。基层政府必须选择合适高效的治理方式提高管理效率，解决当前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中的突出问题，更好地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而协商民主为当前基层政府提供了新的思路，开辟了新的视野，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基层社会矛盾的压力诉求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一方面，我国经济在短期内快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另一方面，长期以来的许多社会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这种问题和矛盾显得更加突出。从宏观角度来看，东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悬殊、环境污染严重，这些问题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从微观角度来看，基层政府仍然面对许多凸出的问题与矛盾，如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劳资关系等方面，而这些矛盾正日益加剧，在一些地方甚至演化为暴力冲突，群体性事件发生率逐年增加。这些问题和矛盾直接关系到人民的安全，社会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的切身利益。若处理不当，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因此，凸出的社会矛盾与问题对基层政府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挑战，基层政府必须采取有效的手段与方式解决分歧，化解矛盾。而协商民主顺应时代潮流，符合民意，解决当前的基层政府面临的凸出问题提供了新思路、新愿景。 如重庆出租车事件、厦门 PX 项目事件、广东番禺垃圾焚烧事件的妥善解决就是典型的案例。 在巨大的压力下，采用民主协商的方式，有效地缓解了党群干群关系，提升了基层公共决策的效率。

（二） 公民民主诉求不断增强的压力。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与日益完善，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整个国家的物质财富的日渐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公民的民主意识与诉求不断增强。公民对国家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活更加关注与重视，对社会热点问题参与度更高，关注度更高，积极性更高。如“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延长退休年龄”、“个人所得税法修改”、“二胎政策”等问题的广泛参与和持续关注就是其典型体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生活的不断充实，激发了人们对政治民主生活的热情，激发了人们的参与意识、民主意识和公共意识，对民主机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民强烈的民主诉求对基层政府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民主的制度、形式和方法就得顺应而生。而协商民主正以其参与性、包容性、平等性、公开性等特性和优势成为回应公民民主诉求的有效路径之一。

（三） 基层传统工作方式、方法的改革压力。

受历史因素、政治体制、文化传统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不少地方政府在执政过程中仍然存在许多弊端与限制，如：官本位思想严重、法治意识淡薄、社会意识不强、公民参与渠道和方式受限，工作手段单一生硬，工作作风傲慢粗暴。这些典型的问题与我国现代化进程和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宗旨背道而驰，与人民的期待和诉求相背离，引起了人民的极大不满。而协商民主集决策体制、决策方式和治理形式于一体，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公开性、参与性和平等性，不再拘泥于传统思想的束缚，有力地打破了传统的官本位禁锢的牢笼，力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正如有学者所言，协商民主的动力“来源于现代社会矛盾的冲突需要一个文明、透明、公平的解决方案。

三、协商民主：实现基层民主的动力途径

基于以上对协商民主的理论动力和诉求动力分析，不难发现，构建高效协商民主的长效机制，可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推动社会政治文明的进步势在必行。诉求动力和理论动力作为协商民主的外在压力，是推进基层协商民主的强大动力。这就要求执政党通过沟通、协商等方式来进行国家的现代化治理，  因此，有针对性地构建推进基层协商民主的长效机制以促进其可持续发展势在必行。

（一）培育民主政治文化，提升协商民主意识

民主政治是现代政治的核心要素之一，民主政治是一种平等政治、公益政治、法治政治和责任政治。民主政治文化就是以平等、参与、公益、法治、责任等价值理念为核心的政治文化。从总体来说，加强我国民主政治文化具有紧迫性和时代性。没有民主的政治文化就难以构建民主政治制度，更难以构建以“参与、公开、表达、倾听、辩论、理性”等为要素和特征因而对民主素养和民主能力要求更高的协商民主制度。为此，必须培育民主政治文化，提升协商民主意识，形成促进基层协商民主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协商民主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民主训练、民主宣传、民主教育，反过来，通过基层协商民主实践来促进公民的民主素养和民主能力的逐渐形成和不断提高，从而形成良性循环。提升协商民主意识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基层政府及其官员来说，要使协商民主成为一种职业素养和行政责任，成为一种常态化工作方式和方法; 二是对社会公众来说，要使协商民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参与协商成为习惯，不参与协商是偶然。只有促成协商民主的生活化和习惯化，基层协商民主制度与实践才能枝繁叶茂。

（二）建立健全基层协商民主法规制度与工作机制

邓小平说：”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应尽快出台配套的法律法规、制度和工作机制来规范推进基层协商民主。通过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和制度建设，使基层政府及其公职人员、新闻媒体、社会公众和利益组织等主体的权利、义务以及参与的程序公开化、透明化，从而保证基层协商民主的有序推进。这主要体现在: 首先，从宏观层面上，应在相关法律尤其是宪法中确定协商民主的法律地位；其次，颁布《基层协商民主推进法》，促进操作流程的法制化建设，主要包括“协商主客体的确定，协商内容的法定，协商题目的选定，协商程序的法定，协商对象的遴选，协商频度”等；再次，促进基层协商民主实践成果的法制化建设。要总结、推广成功的协商民主经验，使之上升为理论和法规条文。如：浙江温岭连续颁布的《中共温岭市委关于进一步深化“民主恳谈”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意见》、《中共温岭市委关于“民主恳谈”的若干规定》，不仅规定了民主恳谈的法律地位，而且规范了民主恳谈会的基本要素和操作流程，为民主恳谈会的有效持续推进提供了法规保障。最后，建立协商民主的促进和保障工作机制，主要包括把协商民主纳入政府和官员政绩体系的绩效考核机制、公民参与协商的权利保护机制、舆论导向机制、利益诱导机制等。通过协商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可以避免人走政息的运动式推进协商民主，也可以避免协商民主操作过程的随意性、形式主义。

（三）深化理论研究，夯实协商民主实践的理论基础

协商民主是对西方代议民主、多数民主和选民民主的一种完善和超越。离开这样一个前提去看待协商民主，就可能会偏离历史的真相。换言之，协商民主不是一种孤立的理论或实践，它深深植根于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现实。因此，加大对西方协商民主复兴的特定历史条件、理论基础、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研究，既要充分认识西方协商民主的科学性、实用性和历史必然性的一面，又要深刻理解其局限性。其次，加大对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理论研究。尽管西方协商民主理论与我国民主政治发展具有一定的契合性，但是，从其产生的背景、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基础以及实现条件等方面来看，二者之间又具有差异性和区域性。民主化需要全球眼光，但更需要本土化行动，“简单搬用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绝不可创造一个协商民主”。我国的基层协商民主是在选举和竞争性民主不充分、市场经济不完善、法制建设不健全、公民民主意识不强、公民社会不发达等条件和背景下产生的，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大协商民主理论与中国实践的契合性研究，提高其实用性、针对性，从而进一步推动基层协商民主实践和制度的发展。

协商民主是中国发展的动力之一，应该从战略高度去认识、重视和推进协商民主的建设与发展，发挥其特定的历史价值和正能量。不可否认，我国基层协商民主在推进过程中，还是面临很多阻力和障碍的。为此，要抓住有利形势和条件，促进基层协商民主的可持续发展，积极培育民主政治文化，提升协商民主意识，营造协商民主的良好环境和氛围，使协商民主内化于心；建立健全推进协商民主的法律法规和制度规范，把实践中真实有效的协商民主形式上升为法律制度，使协商民主固化于制。归根到底，就是把民主意识落实在行动上，把制度贯彻在工作中，把理论体现在指导实践上，让推进和发展基层协商民主成为成为一种责任、一种义务、一种习惯，从而使协商民主真正成为化解基层矛盾纠纷、改善干群关系、切实尊重公民权利、提高公共事务治理效率、提升政策和政府合法性、巩固政治统治的一剂良药。